与前面两位建筑师不同,伍兹的建筑,我们不如称之为非建筑。那些兀然矗立或穿插于广场或街道之间的巨型甲壳状物体,与其说是建筑,不如说是一些装置,或未来世界的古怪雕塑。伍兹称他的这些建筑为“异构”(heterarchy)。我的确想不出一个比“异构”更准确的词来描述或定义他的“建筑”。这些“异构”,如同一些模样奇特、行为古怪的流浪汉或孤傲而冷漠的摇滚歌星,不邀自来地登上围满人群的舞台之后,除了以默默无语和矗立不动进行“自我设计”和自我表演之外,就不再给好奇的观众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无论观众打他、骂他、劝他,他依然宠辱不惊,我行我素。伍兹说:“我的目的,是想通过建构一种城市生活方式,把社区中的个人从思想和行为受拘束的惯例中解放出来,以便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就是个人必须自我设计,因为个人,而不是群体或社会,才是人类最高和最完美的体现。”伍兹以其特行独立的建筑,创造了一种体现个人意志的非理性的他性景观,对当代人格和个性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塑造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大致上说,在当代建筑中,非理性思维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无意识的梦幻式,追求一种超自然、超现实的梦幻效果。如哈迪德(Zaha Hadid)的早月餐厅(Moonsoon Restaurant),就是一个典型。在这座建筑中,哈迪德塑造了一种富有梦幻感和戏剧性的超现实场景。一种平地腾空而起的旋风构成的旋涡,变成了餐厅的天花——由红、橘、黄三种颜色构成的火炉意象;由灰色的、光洁的玻璃和金属做成的地板,则构成了一种冰的意象;在“火”与“冰”之间,则是一些超自然的、非现实的、非复制的(每一样物件都是独立的设计,绝对不重复)物件,其中有造型奇特、可以随意移动的吧台沙发,有颜色鲜艳、动态古怪的沙发垫、有兀然竖立在吧台后面的像冰块一样尖利的碎片……整个设计,完全建立在无意识的、非理性的随意演绎基础上,通过一种梦幻感和混乱的美赋予这座餐馆以无穷的魅力。艾辛姆帕托工作室(Studio Asymptote)的视觉图案方案(Optigraph)和哈尼?雷西德(Hani Rashid )的边缘与未知地带(Fringers And Uncharted Zones)方案,也属于同一种类型,不过这两件设计中所包含的非理性因素,主要表现在建筑的结构和外观组合上。
另外一种,是非逻辑、非秩序、反常规的异质性要素的并置与混合的方式。如上所述的屈米、埃森曼和伍兹的作品,还有盖里、蓝天组、赛特事务所和摩弗西斯事务所的某些作品,都可以归入此类。这些作品的主要特征,是它们所包含那种反美学的、片断的、荒诞和怪异的倾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总体上说,当代世界是一个多元共存的时代,是一个中庸的时代,折中主义的时代,一个理论宽容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不可能有一种纯而又纯的、不带任何杂质的非理性思维,更不可能存在完全抽空了理性内容的非理性思维。事实上,非理性本身是一个文化合题,它应该也必须是包含了理性的非理性,绝对不可以理解为无理性。就好比我们的“散文”观念并不等于光有“散”而无整体的“文”一样。
共生思维
爱德华。T.哈尔(Edward T.Hall)说:“在当代人类世界有两种相关的危机:第一种也是最直观的危机是污染/环境的危机;第二种更微妙,也同样是致命的,这就是人自身的危机——他同自己的联系,他的外延,他的制度和他的观念,他同所有包围他的那一切关系的危机,还有他和居住在地球上的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危机,一句话,他同他的文化的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前面所讲的非总体化思维、混沌思维和非理性思维,主要是建筑师和理论家们对当代文化危机作出的反应;而共生思维和当代生态学理论则主要是他们对当代环境或生态危机所作的反应。当然,环境危机和文化危机本身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紧密联系着的。人对自然的掠夺,文明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破坏,一直是人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在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中,在人类刚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初期,人对自然的肆意破坏和掠夺就已经引起了当时的有识之士深深的忧虑。
在《吉尔迦美什》这部人类最早的史诗中(比荷马的史诗还要早1500多年),我们看到,为了建造乌鲁克城,伴随国王吉尔迦美什远征黎巴嫩大森林的半神恩启都,在杀死森林守护神芬巴巴的同时,也莫名其妙地杀死了自己。史诗通过这个情节,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警示:毁灭自然者最终必将毁灭自己。可是,从那时以来,不知又过了多少个世纪,人类仍然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似乎也并不愿意明白这个道理,所谓“发展的悲剧”
哲学家和生态学家们认为,要切实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首先必须打破人类中心论,必须以一种有机论和生态平衡论取代“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种人类优越论。着名生态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康罗。罗伦兹说:人们乐于把自己看作宇宙的中心,认为自己不属于自然,而是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高等生物。很多人对这个谬见恋恋不舍,而无视于一位贤人说的最智慧的警语,即屈龙所说的“认识你自己”。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说:……人类到了重新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时候了。人类应该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其去“征服”自然,不如学习如何保护自然,如何保持同大自然的平衡、协调。
生态的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生物、人与人、人与未来的共生问题,实际上是人自身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伦理问题。如果人能够摆正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如果人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认识到自然“可持续”被榨取的限度,能够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国家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结合起来,把人类的发展同人类以外的自然生物的发展协调起来,尽可能依靠人类自身的修养和道德克制无止境攫取的欲望,在保持与他人(包括其他民族和后人)公平合理地共享大自然的赐予和恩惠的同时,拒绝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那么,人类同自然生物和谐、共生,与大自然平衡、协调,将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对建筑师来说,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人对大自然的肆意破坏和榨取,往往以更加直观、更加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建筑师常常被动地成为地产开发商残害生态环境的同谋共犯。
正因为此,一方面是受到当代全球性绿色行动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到修复极度恶化的环境的使命感的感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一种原罪感的驱动,当代西方建筑师开始把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意识当成一种普遍的设计准则。生态意识自然就成为西方建筑师的普遍的、自觉的意识。
黑川纪章于1987年出版的《共生的思想》一书,就把人与自然的共生,人的建筑与自然的共生作为主要的内容。另一位日本建筑师长谷川逸子(Itsuko Hasegawa)在《作为第二自然的建筑》(Architecture As Another Nature)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筑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人工化产物,它本身就是另一种形态的自然。他说:“我的目的之一是重新思考过去的建筑,这些建筑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让人类与大自然共生,把人类和建筑视为大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实际上包含着对与新的科学和技术相关的新设计的挑战。”“……建筑不应该被当作一种孤立的作品设计出来,而应当被当作某种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它必须具有某种都市品质。城市是一种变化的、多面的实体,它甚至包容了一些与它对立的东西。”长谷川逸子所说的与城市对立的东西,显然是那些具有非人工性的东西,自然的东西。思想前卫的摩弗西斯事务所对重构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极为关注,并尽量使之在设计中得以体现。他们不仅渴望建立一种与自然“休战”的环境,而且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把建筑融入自然,使人和自然展开自由对话的环境。
白色派领袖迈耶把建筑与环境的共生作为一种终级追求。他在谈到盖迪中心的创作时曾表白,多年以来,他一直孜孜以求的,就是在自己的建筑中重构古代建筑中那种建筑与环境互相生成、互相融合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思维或共生思维已经催生了一种新的美学形式,即生态美学。这是一种具有新的、超越建筑造型或纯形式之上的功能美学,一种既联系着最古老的居住形式又展望着最遥远的未来的生存境遇的生存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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