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建筑正以其独特的魅力越来越为中国建筑界人士所熟悉。而这所有一切,都表明了这样一种氛围——关心意大利建筑变化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多。毕竟,意大利建筑的蜕变对于中国建筑未来的发展趋势有着相当的借鉴和启迪。
意大利式蜕变
意大利建筑理论家塞维说过一段话:“尽管我们可能忽视空间,空间却影响着我们,并控制着我们的精神活动,我们从建筑中获得的美感大部分是从空间中产生出来的。”
意大利所经历的变革给建筑提供了一个更富于影响力的空间。观念和文化的变化冲击着建筑师们,他们开始更为关注建设的社会品质问题,并且将建筑作为城市意识中非常关键的一项内容。
2006年是“中国意大利年”。这是2004年12月意大利总统钱皮访华时中意两国元首所决定的。这一年,意大利将以她多元化的形象出现,既展现传统的文化语言,又展现当代的发展。这一年,各种关于意大利的艺术、设计、技术展等将纷纷登陆中国,人们将从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意大利的方方面面。关于意大利建筑的展览活动从去年即已开展起来,如2005年6月在北京宣武区举行的意大利建筑设计日、从2005年7月初开始在广州美术学院举行的意大利建筑设计回顾展等,意大利建筑正以其独特的魅力越来越为中国建筑界人士所熟悉。而这所有一切,都表明了这样一种氛围——关心意大利建筑变化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多。毕竟,意大利建筑的蜕变对于中国建筑未来的发展趋势有着相当的借鉴和启迪。
逐渐边缘化
提起意大利建筑,便不能不先提到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尽管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题一直都是建筑界的风向标,但意大利建筑本身却历经辉煌、沉闷、冷落和重焕生机。
很长一段时间,在诸多双年展中,意大利建筑颇受排斥,评论家们也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虽然意大利不曾出现过建筑环境被城市化进程改变的状况,但是,“违规、投机建设、低品质的建造和相当低水平的政府和民间管理,伴随着对历史遗产的极端主义保护,都造成了对意大利建筑的伤害”,意大利那波利大学建筑系现代建筑史学者卢卡·墨理纳利不无遗憾地指出——在意大利,那些被加以关注的对象多是那些建筑师兼理论家,他们常以文章和设计而非自身的建筑作品在20世纪70到80年代产生决定性的国际影响。那一代建筑师所产生的理论力量很少有物质化的支撑,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力量也逐步被耗尽。
危机的产生或许源于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建筑作品的缺乏。优秀作品的缺乏以及得不到认同的机会只能使意大利建筑处于沉寂的氛围之中。在足以自傲的传统面前,这种落差极其明显。一段时期以来,评论家们不再关注那些有着特定建筑作品的的意大利建筑师,相反,那些理论家式的建筑师们通常以文章和设计在向那时候的世界散发影响。后者包括整整一代建筑师——阿尔多·罗西、维多里奥·格里高蒂、弗兰科·普里尼、乔治·格拉西……但是,他们所有的努力只能成为一扇不大的窗口向国际建筑界和学术界传达着独特的观点和影响。
理论和设计的这种影响并没有多少落实到意大利的建筑实践上,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稀释,直至被完全耗尽。
意大利建筑就是这样被逐渐边缘化的,正如开始所提到的那样:种种危机促使意大利仅仅成为建筑世界的一个分离出来的“区域”。
现实已不同于以往。意大利历史中虽未曾出现过城市化进程深刻改变建筑环境的状况,但是现在,这种改变出现了,而且难以控制。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对滨海地区和乡村地区土地的侵吞和消耗,而且最为隐蔽的是,这种现象发生在城市之外,它将城市中的历史建筑悄然转化成了盆景式的公园。
进入蜕变期
意大利建筑理论家塞维说过一段话:“尽管我们可能忽视空间,空间却影响着我们,并控制着我们的精神活动,我们从建筑中获得的美感大部分是从空间中产生出来的。”
意大利所经历的变革给建筑提供了一个更富于影响力的空间。观念和文化的变化冲击着建筑师们,他们开始更为关注建筑的社会品质问题,并且将建筑作为城市意识中非常关键的一项内容。
和二战后意大利的那一代建筑师们相仿,新一代的建筑师们在远离国际活动舞台中心的同时在实行各种尝试,这些尝试和上述滞后密切相关,令人耳目一新。
经过20余年规划和建设的危机之后,意大利的建筑场景在新一代年轻建筑师和一些“明星建筑师”作品的推动下重新焕发出生机。
意大利建筑在业内人士的关注和探讨下逐渐升温。这种变化离不开政府和民间部门对变革意识的关心,同时也少不了媒体对建筑这种社会现象给予的关注。意大利建筑迎来了一个崭新
实践和危机
在1985年到2004年之间,米兰比科卡区的大型整治改造计划完工。这片区域是在巨大的前工业区域基础上建造的,在这篇区域上还设计了如米兰大学分校、西门子公司、阿尔琴波尔蒂剧院等若干重要建筑。它是在错综复杂又相互连接的外围区域中展开的,设计独特又秩序井然,同时引入了各种强有力的功能,在它的中心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城市核心。这是第一个由民间企业运作的重要地产项目,在国际竞赛后被委托给了意大利格里高蒂建筑事务所设计。
早在1995年之前,许多意大利的建筑事务所就开始了将新都市的景观用来改造城市的实践活动。这方面的事务所有都灵的克里奥斯特拉特小组、热那亚的A12小组以及米兰的多样性小组,值得一提的是罗马的思达克设计小组,他们的努力突破了建筑在干预城市的进程中概念和操作手段上的贫乏。这些实践在2000年第七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首次引起国际性的关注。
在1994年到2002年,意大利当代着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完成了罗马新礼堂的建造,该项目是罗马首都几十年来首个重要的公共剧场,也显示了意大利制作出高质量的重要公共建筑设施的可能性。
在2001年到2003年,梅丘格兰姆受议会委托开展了意大利建筑研究的一个先例。受委托的研究项目,重在局部的城市区域里,关注密集型区域和工作与生活环境的演变,为此梅丘格兰姆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试图在罗西、格里高蒂的城市理论和当代荷兰建筑实践之间寻求新的方式。梅丘格兰姆的价值在于关注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并且创造了实验研究的方式来确认将来介入所必要的新的手段。
然而,尽管意大利出现了像格里高蒂、皮亚诺、福克萨斯这样着名的建筑师,但他们的经验似乎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推动力。当今的意大利建筑师似乎仍然缺乏强有力的领军人物,这样的领军人物除在自身的影响之外,还能在建筑文化发展至关重要的观念和方向上起到引领性的作用,同时有能力将它扩展到整个世界范畴。此外,关注意大利建筑的专业人士不无忧虑地指出:随着物质状况和社会主题的深刻转变,意大利城市景观、建筑师的社会角色以及其专业领域的工具手段正面临着深度危机。
趋势和希望
2004年9月12日开展的第九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便是以蜕变为主题。“蜕变”本意是指生物界的进化,这是一种由突变引起的非渐进演变,与最早的功能主义建筑相比,现代主义建筑早已不能满足于“功能”,而与社会和文化结合起来,使建筑与社会和文化相辅相成,形成了“蜕变式的变化”。
但这些时期以来,意大利建筑的文化蜕变又是朝着怎样的方向进行呢?
她似乎完全搁置了罗西和格里高蒂的强大意识形态的阴影,而是转向对其他根源的探索和对话:一支是吉安卡罗·德·卡罗教导下的将规划作为推动社会进程的工具;另一支是将异端形式作为对现实颠覆性的、概念的和讽刺的行为,这方面的代表有莫里诺·维加诺、超级工作室、阿基朱姆和阿基米亚;最后一支是吉诺·瓦里和卡西亚·多米尼诺等代表的后理性主义的职业意识。这三个方向集结了一批突出的意大利建筑师,他们通过作品走到一起,并且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和意想不到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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